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两条路：一条是并购，一条是绿地投资。而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自身战略定位和运营机制进一步市场化等方面，还有足够多的功课要做。

　　中国正式提出“走出去”问题，已有10年的时间——第十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搞好走出去战略。”但真正“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且有比较大的增长是近五年的事。

　　两个80%，两个50%

　　“‘十一五’时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大规模增长的时期，境外直接投资增长了35%，年均增长超过了过去五年年均GDP的增长，是‘十五’时期的四倍。”3月1日，在2011(第九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司长孔令龙如是说。孔令龙所在的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用他的话概括，既管“引进来”，也管“走出去”。其中“走出去”这部分是外资司目前职能业务中，量最大的一块。

　　孔令龙说，从他们日常工作中核准的一些重大项目分析，有两个80%——80%的项目与能源、自然资源有关，80%的项目是央企。在他们所接触的项目中，还有两个50%——50%的境外投资方式是并购，其余50%是绿地建设。还有就是大项目比较多，起点在一亿美元以上的项目占到了50%。

　　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两条路：一条是并购，一条是绿地投资。绿地投资方面，中国有很多成功的企业，比如华为。联想、中联重科等则是选择在合适的时机并购在本行业比自己品牌知名度高、技术领先的企业。

　　据不完全统计，到2010年底，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累计量约是3300亿美元，其中金融类大概占20%，80%是非金融类，也即是实业类的投资，大约有2600亿美元。境外总的资产存量，据商务部的统计，已经超过一万亿美元，就业所雇佣的外籍员工大数统计超过了45万人，在全球跨国流动，中国企业到境外投资，从2005年的第17位，现在已经上升到世界的第5位，在发展中国家是第一位，并且已经持续多年。

　　“走出去”瓶颈多

　　尽管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成绩显著，但遇到的实际问题也很多，国际化专业人才缺乏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出席论坛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首席能源研究员陈卫东对跨国经营、并购、管理人才缺乏有很深的体会。

　　中海油服收购挪威AWO公司之初就知道人才、文化的融合很难，他们选择这家公司时，就是看中它的年轻，而且挪威的家族当初设立这间公司就是为了卖的，这样可能文化冲突、人才融合问题会比较少。所以，他们一开始就设计成基本保留原来的组织框架，可是一轮一轮谈下来，最后却仍没有实现他们想要的结果。这让陈卫东感受很深——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并购以后和国外人才系统的接轨非常困难。

　　除此之外，相对于国际上的跨国公司资本流动来讲，中国的企业规模偏小、中介机构欠缺、投资环境风险大等问题也普遍存在。

　　孔令龙说，跨国并购过程中需要很多中介机构、投资机构、金融机构提供服务，但在他所接触的几乎所有的项目做中介的，无论是法律、财务等方面，都是国际上的投行在做，国内的投行很少介入，这也是一个欠缺。另外，中国的境外投资绝大部分还是分布在发展中国家，所处的投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法律环境，风险都比较大。

　　随着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且80%是央企，有些国家对此产生了疑虑，甚至有意无意地制造像“中国威胁论”这样的阻力。

　　此外，中国企业对外并购可能面临一些跨国公司以前所没有面临的问题，比如外资委员会的审查。最近华为在并购摩托罗拉部分业务时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走出去”还有足够多的功课要做

　　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如何创新模式，采取新的策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与会专家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中国政府对企业‘走出去’一直是持积极支持和扶持的态度。 ”孔令龙说。这一点从国家在企业“走出去”的标准上大幅度放宽就可以看出，比如，对于地方企业都是由于地方政府来批准，不用报中央政府发改委来核准。这样的政策环境对于企业“走出去”应该说有很好的帮助。

　　他建议政府在“十二五”期间完善法律法规，给企业创造一个更好的可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平台。

　　对非技术风险的评估和应对措施，BP(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白长波在发言中说，不管是并购之前、当中还是之后，不管是资产还是运营，在第三国发生的时候，对非技术风险的评估、预案的准备，都不可以忽视，这里面包括地缘政治、所在国的文化、两个合作公司之间的磨合、人才的培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毋庸置疑，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自身战略定位和运营机制进一步市场化上，还有足够多的功课要做。弘毅投资董事总经理邱中伟认为，跨国并购真正的挑战是文化上的整合和冲突，找到好的伙伴“走出去”，可能是帮助中国企业克服瓶颈，取得比较好的成效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