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总是一种货币现象。” 米尔顿·弗里德曼

　　人们对恶性通货膨胀是知之甚少。从它的名字来看，大多数人认为恶性通胀就是过度的通货膨胀。但这个说法不一定准确，因为通货膨胀可以发生在一个完全健康的经济中。事实上，1913年美联储刚成立时，美国的通货膨胀一直维持在每年3.5%的平均水平上。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意味着该国已经历了一些重大的不公平，但事实是，20世纪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成果。

　　尽管普遍的认识是：“美元已经丧失了90%以上的价值”，美国人却在经历了这样的通货膨胀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事实上，20世纪的繁荣中，美国人有了第二套住房、第二辆汽车，熟知了许多奢侈品品牌。而恶性通货膨胀则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恶性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的无序状态，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主权货币产生完全的心理排斥。

　　违背民意的政府赤字开支和高债务水平不是恶性通胀的真正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于外生性因素如主权货币被抛弃、战争、猖獗的贪污或政权更迭等引发的。正是这些外部事件导致公众对货币失去信心、导致税务系统崩溃，也导致政府疯狂印钞来填补缺失的信心。最终信心缺失没有被填补，于是引发了恶性通胀。

　　谁来支持这些票据？是谁赋予他们的价值？消费者愿不愿意用这些票据，要看它背后的基本价值或者代表的生产能力，也就是一部分公民为商品和服务支付给另一部分公民的价值，所以政府要奖励生产，否则就有货币贬值的风险。政府如何为公民支付酬劳？失业、高价住房……这些“支付”形式都是非生产性的。如果经济繁荣的同时，政府在其支出过程中发生腐败和管理不善，公民就会谴责以致抵制主权货币。

　　美国特勤局正是为此而设立保护美元。政权要稳定，首先须维护主权货币的价值。只要经济体具备生产性，主权国家就有能力强制推行其货币；而只要不乱发和超发，民众就会有对货币的需求。换句话说，在国家货币的信用是安全的，法制维持运转、企业保持高效以及税收系统正常。如果政府变得腐败，支出超过生产能力，或者政府能力很差，经济发生货币崩溃（恶性通胀）的可能就会增加。从本质上讲，是公民失去了对主权货币的信心，慢慢地拒绝在交易和生产中使用该种货币。

　　如果不能促进私营部门的繁荣，人们就可以拒绝使用一种主权货币。这种拒绝反映在税务系统的崩溃主权国家失去了征税的能力。这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还有上世纪20年代的一些欧元区国家，以及近几年的津巴布韦。

　　历次恶性通胀回顾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现代发生的几次恶性通胀中，起因几乎都是战争、政权更替或外币结算的债务。

　　但重要的是要注意这里的原因和影响。这些恶性通胀不仅仅是货币事件，也不是“高通胀”或过多的政府开支，与逐渐上升的通胀或持久的通胀截然不同，都是由于这些外源性事件引起的。但为何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超发货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外部恶性事件导致的货币超发。

　　魏玛德国

　　魏玛时期德国的例子最典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欧洲国家被战争蹂躏，战败国的战争赔款和制度变化接踵而至。更糟糕的是，德国在战争创伤的基础上，还负担了惩罚性的对外债务，这成了难以克服的压力。德国政府没有其他的偿还手段，只能通过发行债券或增加税收。站在德国人的立场，自己的政府都不顾及自己的利益，那民意又为什么要支持政府？在民众利益与盟国债权之间，魏玛选择了后者，因此，民众的心理开始出现背离。

　　在《当货币死亡》一书中，亚当·弗格森描述了恶性通胀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货币事件和心理事件。

　　完全归咎于通胀会产生误导。尽管通货膨胀加剧使事情变得更糟，破坏了民族复兴或个人成功的机会，并为极端分子成为暴徒提供了条件。

　　货币只不过是交换的媒介，一旦没有人承认它，德国人知道，他们发行再多也没有价值。那时的社会形势是，购买力消失、衡量价值的中介也消失。没有暖气、屋顶房子或足够的衣服，也许还能维持数周生命；没有食物，生活仍然可以延续数天；但最不能或缺的是水和空气。对于赤贫的德国，货币已经没有交换价值，其价值已经非常接近形而上学。

　　在《当货币死亡》一书中，弗格森所描述的大萧条包含了魏玛共和国在1920年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这是一个饱受战争与动乱蹂躏的政府。经济动荡加剧了凡尔赛条约中外国占领鲁尔、战争赔款等带来的国家财政的应变能力下降的问题。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场景。德国金融家卡尔·梅尔基奥尔很好地总结了1921年德国的情况：

　　“不用着急还钱……我们可以通过初期两三笔外国贷款援助来缓解危机。因为当时外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么一大笔钱，只能通过庞大规模的德国产品出口来实现，可是这样就会对英国和美国的贸易造成巨大打击，所以，那些债权人最终会找上门，然后自求削减德国对其债务。”

　　梅尔基奥尔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全球经济在投机盛行的上世纪20年代垮掉，但是，在梅尔基奥尔说出这段著名的言论之时，恶性通货膨胀正在“顺利”进行。它不仅仅是因为政府开动印刷机，而是一个复杂和不寻常的事件，减少了私人部门总需求，粉碎了公众的信心，导致政府极端干预货币市场，并最终导致本国货币的失败。

　　严重的外源性环境奠定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基础，这些事件启动恶性通胀，但政府的愚蠢进一步加速了恶性通胀，严重加剧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最终在恶性通胀周期末期，他们拼命开动印刷机，以“洪水挽救干涸”。

　　所以罪责不止在魏玛共和国的“印钞”，还在于政权的动荡、脆弱的心理状态、外币结算的债务以及税收制度的崩溃。

　　津巴布韦

　　被人们经常提到的另一个例子是津巴布韦的恶性通胀，“罕见”或者“极端严峻”都不足以形容，这是一个彻底的经济灾难。自2000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0%，失业人数上升至95%，恶性通胀肆虐。

　　但从根本上说，津巴布韦已经被证明几十年来是一个极度低效和腐败的国家。这种脆弱是由于政府腐败猖獗、政权更替、生产力崩溃、有大量外币结算债务和税收制度最终崩溃。穆加贝政府是世界上最有争议的政府之一，在金融领域几乎是门外汉。罗得西亚前政府部长，丹尼斯·沃克很好地总结了1989年津巴布韦的环境。

　　津巴布韦政府在道义上已经破产，最终将走向经济崩溃。

　　正如梅尔基奥尔一样，沃克也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与德国的战后破坏不同，津巴布韦经济是无能政权下的种族主义肆虐带来的悲剧。津巴布韦局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颇具争议的土地重新分配引发的，农业作为国内最大经济部门和出口来源，在这次重新分配中几乎被摧毁。粮食生产停滞导致政府不得不依赖他国的施舍。政府实行“以邻为壑”外交政策的同时，又不得不开始依靠国外进口粮食。失业率上升、民间骚乱增加，政府失去了对财政和货币的内部控制，最终导致民众对政府货币的“不信任”。

　　恶性通货膨胀事件中，以下情形是一致的：

　　主权债务危机（外币计价的债务形式，货币汇率等）；

　　非正常事件（战争，政权更替）的社会环境；

　　政府的民众威信极低；

　　政府反应不力或贪污腐败严重；

　　严峻的政治环境；

　　国内经济的崩溃；

　　税务系统的崩溃。

　　其中，恶性通货膨胀的主因是战争、政权更替、政府的腐败和主权货币信用危机。

　　战争的社会破坏性是明显的。恶性通货膨胀往往发生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因为税制趋于失败，公民开始怀疑自己的政府是否能在未来数年维持存在。

　　内战往往导致税收和货币系统崩溃，纳税人和消费者不愿继续资助本币，于是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美国内战就是一个例子。

　　制度的改变也同样具有破坏性。虽然制度的改变长期来说是有利的，但往往也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其原因是，民众和新政府都持怀疑的态度来迎接事实，因此，不确定性是很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几个制度发生改变的国家最终都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

　　政府腐败猖獗，是一个极具破坏性的因素。货币的信用基础就是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一种协议。如果协议一方发生腐败，那么另一方就会认为对方违约，于是货币的基础公共和私营部门直接的协议开始失效。津巴布韦则是当代国内的腐败和管理不善的典范。

　　主权债务危机则是另一个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罪魁。这通常是由于政府的无能（如当前的欧元安排）、生产停滞或破坏。经典的案例包括阿根廷、津巴布韦和魏玛共和国。主权债务危机或以外币计价的债务积累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意味着政府财政越来越不稳定，有货币崩溃的危险。

　　恶性通货膨胀侵袭主流国家？

　　所有这些因素中，包括中国、美国等主流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个非常小的程度），但货币从诞生到灭亡，或者说从常态到恶性通货膨胀，有很长的路要走。货币崩溃的最重要的因素在美国或者中国并没有出现。

　　如果在美国或中国发生恶性通胀是概率很低的事件，美国没有以外币计价的债务，经济崩溃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美国人的信心急剧下降，整个世界的货币储备体系也将毁灭。美国最大问题，也许在于对通胀的应对上，政策是否行之有效。到目前为止，市场对美国的CDS价格债券收益率维持在最低就说明了这一点。

　　CDS价格同样很低的中国，尽管没有发生战争，但是腐败和低效则是危险的因素。

　　总之，恶性通货膨胀不仅仅是高通胀。它是一种无序的经济发展，导致民众对主权货币信心完全丧失。虽然政府债务和赤字开支加剧了通货膨胀，他们还没有出现普遍恶性通货膨胀的条件，只有在动荡的利比亚等国家才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