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新两国的缴费比例也大相径庭。

    新加坡公积金的缴费比例由隶属劳工部的全国工资理事会提出建议，经政府同意后实行。工资理事会再综合考虑经济和工资的增长情况，对公积金的缴费比例提出建议。一般在经济良好、工资快速增长时提高比例；在经济衰退、企业困难时降低比例。久而久之，这也成了新加坡政府的一项货币政策工具——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工资快速提高，通过提高公积金缴费比例，把一部分用于即时消费的资金转化为长期积累基金，从而有效控制通胀；在经济不景气时，又通过降低缴费比例，促使经济得以恢复。

    在上世纪50~60 年代，新加坡公积金为月薪的10%，由雇员和雇主各付5%；上世纪70 年代，新加坡经济发展迅速，这一比例逐步增至16%、20%、30%；上世纪80 年代，新加坡经济巅峰时，公积金缴存比例一度高达50%，经济高增长时代过去后又逐渐降低。

    然而我国的公积金却并没有形成与经济和工资增速合拍的缴费比例变动标准，大部分地方政府在过去15 年中从未改变过包含公积金在内的社保缴费比例（少数地区微幅下调过），比如上海当前雇主与雇员共同缴纳的“五险一金”比例高达雇员工资的59.5%，比新加坡经济全盛时期的公积金缴费比例还要高！可在2008 年金融危机后，大量制造业中的民营企业用工成本不断上升、利润率节节下滑，社保缴费比例之高成了许多企业难以承受之重，这也是许多民企不愿为员工缴纳公积金的主要原因。

    更重要的差异是，新加坡政府依靠公积金所积累的巨额资金在上世纪70~80 年代经济起飞时期建造了大量的保障性住房（组屋），以至于如今80%以上的新加坡居民都购买并住进了政府提供的廉价组屋，只有不到20%的高收入居民才会选择购买高价商品房。可在中国，由于政府保障房建设启动太晚，虽然职工已缴纳了15 年公积金，但至今还只有极少数居民真正享受到了政府保障房的福利，不禁令人扼腕。

    新加坡公积金同样面临难题

    不但中国在引入新加坡公积金制度时“ 画虎不成反类犬”，就算是“老祖宗”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在21 世纪的今天也渐显疲态，颇受诟病。

    2014 年6 月7 日，在一向风平浪静的新加坡，发生了一场以当地标准来看堪称“规模浩大”的群众示威，有6000 多人在新加坡唯一被允许进行公开示威的芳林公园集会，抗议国家的公积金制度。他们对现行公积金制度的不满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强制拿走百姓的一部分收入后，政府运作公积金的手法不透明，容易出现暗箱操作并损害公积金持有人的利益；二是认为政府给的公积金利息太低，无法满足新加坡人的养老、住房等需求。

    因此示威者要求政府在运作人民的储蓄时更透明，让人民获得更多的知情权，并允许人民将公积金普通账户里的存款用于教育、投资等更多方面，并允许55 岁以上的人将存款全部提出。更重要的是，政府既然已经从公积金制度中得到巨大收益，也应提高存款利率，让人民分享到更多的公积金收益。

    显然，新加坡公积金制度面临的“透明管理”和“保值增值”这两大难题，同样也是如今中国公积金制度最核心的症结所在，而呼唤“透明管理”的实质还是人们担心公积金账户里的钱不安全，无法按自己所期望的保值增值，因此一边呼吁提高公积金存款利率，一边要求放松提取公积金用于其他用途的条件。

    据了解，尽管《中央公积金法》允许公积金局动用一定数额的公积金通过投资方式保值增值，但事实上和中国的社保金保值困局一样，闲置资金几乎全部被存入了新加坡中央银行，用于购买政府债券，政府给予的债券利率则与公积金的存款利率相等。从1955 年以来，公积金利率根据大银行的定期存款与储蓄的平均利率确定，一直略高于通胀率，从而保证公积金不贬值。根据最新公布的利率，政府需对普通账户资金支付每年2.5%的利息，对特别和保健账户支付4%的利息。

    可在投资日益多元化的时代，仅仅跑赢CPI 的回报率已无法让大部分民众满意，毕竟许多人通过聪明投资能获得远高于通胀的收益水平。只是对中国的公积金持有人来说，目前2.6%的公积金存款利率甚至很多时候连CPI 都跑不过。新加坡公积金制度面临的问题再次给中国的公积金困局敲响了警钟：中国的公积金制度是到了必须要动大手术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