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北京市《工资集体协商规定》已纳入今年的立法计划，年内有望完成起草工作。之所以试图将工资协商纳入立法，概因北京市在推进工资协商过程中，遭遇到能拖就拖以及干脆直接拒绝的困境，同时《劳动法》中关于工资协商的相关表述也颇为模糊，工作的推进难以依靠现有法律为后盾。

北京市全面推进工资协商试点已历时5年，截至2014年，已通过协商签订工资专项协议1.67万份，覆盖企业9.16万家、职工243万人，工资协商建制率达到80%。以从无到有初步建立相关协商机制来说，这个覆盖比率当然值得肯定。但是应该清醒看到，建立起工资协商机制，与工资真正能够协商起来，并不是理所当然的逻辑延伸。甚至可以预计，以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北京市啃下剩余20%的硬骨头，实现100%的工资协商建制率未必是多难之事，但要工资真正能够协商，哪怕立法强制都未必管用。原因无他，工资高低本质源于市场博弈。说到底，就是劳动力的供需决定。

在劳动力供给与工资的此消彼长上，东南沿海地区持续多年的用工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说目前月工资低于6000元工人就有大意见。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劳动力供给已经超越了之前多年的近乎无限的供给，人口红利正在面临拐点。劳动力供给的减少，自然相应提升了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即便不去刻意协商，工资也会自动寻找到合适的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