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违法现象屡禁不止，城市交通治理这篇文章越来越难做，而城市文明的要求愈发看涨，这都是事实。猛药去疴，重典治乱，无奈之下出此重招，当不为过，只是把这一招术移至治理行人乱闯红灯的事儿上，感觉有点儿不妥。没有人会认为交通违法无需处罚，更不会有人认为交警没有必要治理交通乱象，但动辄让你付出沉重代价，让你在城里寸步难行，甚至无法在城市里生存，这让人不能接受。

所谓治理，一方面是监管者对被监管对象施以教育、鼓励、引导等手段，使其自觉维护应有秩序，这一任务主要落在监管者身上，监管者未能尽职，造成不良局面和后果，监管者自身难辞其咎；另一方面是被监管者需要在明白种种规范的情状下，积极主动调适自己的行为，和谐地融合其中。处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不能作为日常监管手段，更何况是重罚。被监管者因出于畏惧而不敢越雷池半步，这是一种畏法而不是自觉守法，监管者则利用对方的畏惧心理而使监管变得轻松、单纯，以为就此找到了治理良方，但在畸形关系下获得的一时之功，岂能长久？

西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记载了一个名叫义纵的酷吏，他的辖区内人人惊恐、“路不拾遗”，是因为一旦违法，哪怕是极小的犯规，就可能招来重罚，乃至掉脑袋。这种在非人性化、非人道管理方式下所维持的规范和秩序，自然遭后人唾弃。让闯红灯者丢了婚恋机会、毁了落户机会的治理方法或许出于好意，有人还鼓噪说“也是发达国家采用的一种综合管理手段”，但放弃教育引导之义务，乞灵于重罚，把维护秩序之责一味推向被监管者，无论采用什么名目，都是一种懒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