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财政部官员透露的信息，将现有央企集团直接转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及在现有央企集团之上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这两种方式都不可行。前者因为，数量太多，后者因为等于借改革之名，在央企架构中加了层级。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建明说，“如果是在分类的基础上改组合并形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央企的数量应该会从目前113家，减少到只有20-30家。”这些并不意味着，国资委的职能只会被大大弱化。李建明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深改组建议道，“未来国资委的监管职能应该得到更加强化。现在国资委的监管对象其实主要是100多家央企，改革后，应该将尚未纳入国资委监管视线的国有资本，都纳入进来。”

“要告别铁饭碗了”

傅成玉提出的问题，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已经思考了好多年了。国有企业的问题到底什么？搞好改革的关键到底是什么？“是人”，周放生说。

周放生曾担任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实际操作和研究国企改革问题。他说，“2003年国资委成立，解决了国有资产出资人的问题，现在需要解决国有企业主人缺位的问题。”

仅仅组建一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和混改来解决傅成玉的追问，显然是不够的。李建明也认为，中国国企改革关键因素是人。但他的疑虑是，这些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权责利，究竟能够被改革文件确定到何种程度。他说，“如果权责利太少，那基本上等于给央企再找一个婆家，这其实是在开倒车，体制依然无法打破，董事会制度依然将会形同虚设。”

李建明将市场化运作的董事会制度能否建立视为是此轮国资改革核心。董事会制度其实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就一直是其力图突破的改革重点。李荣融担任国资委主任几年间，亲自推动了央企董事会试点。

至2015年1月，10余年过去后，国资委已经在74家央企中开展了董事会试点。但问题依旧突出：不少央企的外部董事有半数以上是中央企业退休下来的原领导；董事会仍未能与股东会、监事会、管理层等协调运转、相互制衡；一些央企董事会甚至形同虚设。一股独大所导致的腐败案例屡屡被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