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民进城请计算一下收益

    一个农民市民化，公共成本全国平均为13.1万元/人。按照这次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之一，到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也就是政府公共成本每年需要2万多亿元的资金。

    看上去这笔支出将成为巨额的财政负担。而实际上这项改革，将使新城市居民们产生新的“红利”，所能带来的总体收益，将会大大超过公共成本的增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多次谈到，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意味着农民未来在城市里将享受城市人的均等待遇，城镇建设、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需求增加。但这些城镇化建设在未来不应该仅靠财政资金、或者继续加重举债来完成，而是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城市建设的很多领域都可以引入各类市场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出台税收优惠、金融政策等，同时维护好公平竞争的软环境，做好监管、服务，激发民间资本的力量。城市建设相关行业的发展，不仅仅满足了更多新城市居民的需求，同样还能进一步吸纳新居民们的就业，去推进农业人口的市民化。

    另一方面，“民工荒”的出现，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失去“人口红利”。伴随着“民工荒”，近几年来，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甚至有“大学生收入不如农民工”的声音。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不均衡。

    这个角度上的城乡差异，造成了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成本上升，难以投入转型升级。而从农村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改善，也将进一步促进劳动力供给的素质提高和潜力发掘，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有利的影响，反过来，也将使新城市居民更好地解决市民化过程中的个人生活成本。

    这是让农民进城这项改革所带来的最大的收益。 

    专家点评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耀：

    解决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问题，关键还是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力量，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公共设施领域；此外，减轻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拓展可持续的财税来源，赋予地方政府适度举债的权限。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海南发展研究所所长夏锋：

    除了公共财政之外，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的分担机制，社会资金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政府应该通过购买服务、税收优惠、金融政策等，来激发社会资本的力量去推进农业人口的市民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

    适应农民工进城落户和城镇化发展的需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宅基地更大的处置权。要在健全法制和发育土地市场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探索建立农民工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流转或退出机制。